“旅游+”不是一場社會革命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旅游學會副會長、陜西省三秦特聘教授
旅游+與互聯網+的認知：不能置于同一層面
2015年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馬上成為各界熱議的焦點，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因而， “互聯網+”成為當前社會最熱的一個關鍵詞。
由于“互聯網+”在金融和物流領域的成功，人們進一步深化了“互聯網+”在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一認識，特別是一些傳統產業，都想借助“互聯網+”推進產業的轉型升級。為此，在旅游業中利用“互聯網+”來改造我國傳統旅游業的經營模式、提升我國旅游服務能力、提高我國旅游服務質量，便成為旅游業界的一個重要共識。
根據艾瑞監測數據，2014年中國在線旅游市場交易規模達3077.9億元，同比增長38.9%。其中，在線機票市場規模為1930.7億元；在線酒店市場規模為632.5億元；在線度假市場規模為448.8億元。我國在線旅游市場交易規模不斷放大的同時，以在線旅游為核心業務的市場主體也在不斷地發展壯大。
近年來，新型在線旅游企業如攜程、去哪兒、途牛、藝龍、驢媽媽、同程等，已經成為我國旅游市場的重要力量，“互聯網+旅游”的產業發展格局正在形成。
近日，旅游學術界和旅游實業界深入討論和實踐“互聯網+”時，我國旅游界又出現了一個新詞匯——“旅游+”，如“旅游+地產”、“旅游+交通”、“旅游+農業”、“旅游+商業”、“旅游+媒體”、“旅游+咨詢”、“旅游+互聯網 ”、“旅游+教育”、“旅游+醫學”、“旅游+演藝”等等，使之與“互聯網+”形成對應。
“旅游+”的提出，立即得到旅游學界和旅游政界的響應，成為近日旅游領域熱議的一個話題。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講，“互聯網+”與“旅游+”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和范疇：“互聯網+”是技術與產業的滲透，“旅游+”是產業與產業的融合；“互聯網+”體現了信息技術革命和制度創新，“旅游+”體現了人們消費現象的擴展與演化；“互聯網+”是人類社會的一場變革，作為一種通用技術與100年前的電力技術、200年前的蒸汽機技術一樣，將對人類經濟社會產生巨大、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而“旅游+”僅僅是一場人們消費的變革。
因此，將二者的性質與意義置于同一個層面上去認識，不僅削弱了“互聯網+”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也不符合旅游發展的規律。
“旅游+”不是一場社會革命
我們認識社會現象基于哲學與方法。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現象與規律認識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力的重要基礎是科學與技術。特定社會下的科學與技術的發展直接決定生產關系以及制度安排。
發源于英國而后波及歐美主要國家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對人類社會的演進產生了空前深刻、巨大的影響，它為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促使歐美諸國先后實現工業化，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工業革命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給人類帶來了進步和幸福。
工業革命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創造的生產力遠遠超過了以前幾個世紀的總和，使機器工廠代替了手工工場，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和電力時代。在技術推動經濟與效率提高的同時，工業革命也使依附于落后生產方式的自耕農階級消失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形成和壯大起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因而也發生了轉變，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推動城市化進程，人類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
英國的工業革命從1760年開始至今已有255年了，在這200多年的歷史中，以技術為先導的工業革命奠定了世界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基本格局。
然而，這種由工業革命形成的基本格局正在被逐漸打破，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信息革命正在形成，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以信息革命為代表的互聯網技術的全球興起與應用，正在日益改變著我們的社會、改變著我們的經濟、改變著我們的思維以及改變著我們的行為。
“云+網+端”的新信息基礎設施、大數據的新生產要素以及大規模、社會化的全新分工形態的新分工網絡，形成了信息革命的基本框架，其框架的基礎便是“互聯網+”。“互聯網+”體現了信息技術革命和制度創新，“互聯網+”行動將以夯實新信息基礎設施、提升原有工農業基礎設施、滲透傳統產業為指向，為中國經濟實現轉型與增長開辟新路。
因此，“互聯網+”的過程即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
在我國，“互聯網+”的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互聯網和金融的結合則造就了互聯網金融快速崛起的奇跡。互聯網金融將更有效地配置相對稀缺的金融資源、完善支付清算體系、推動征信系統的發展，并且能夠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數據顯示，阿里巴巴集團為3億實名制用戶建立了互聯網信用檔案，并廣泛應用到各條業務線，支撐起了萬億級的電商交易規模。
“互聯網+”與物流的結合使傳統物流變得更加智慧與高效。隨著現代管理科學技術等在物流領域的推廣和應用，互聯網、移動互聯、大數據、云計算與物流業深度融合，都會對物流業的轉型升級帶來促進作用。
如果說“互聯網+”是決定未來走向的一場社會革命，那么，“旅游+”僅僅是旅游消費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兩者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從人類消費發展來說，人類的消費層次是從低級消費向高級消費不斷進步的，如恩格斯所說“人的需要是由生存資料需要逐步向發展資料需要和享受資料需要發展的”。從消費的物化特征來說，人的消費是由實物性消費和服務性消費所構成，實物性消費主要是滿足人們的生存資料和部分發展資料的需要，而服務性消費主要是滿足部分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的需要。
從這個意義上講，人的消費從實物性消費為主向服務性消費為主的轉變，標志著人類消費的升級與進步。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居民收入的提高，人們的消費結構也在發生重要變化。
1980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56.9，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61.8，到2013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為35，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為37。恩格爾系數降低表明我國實物性消費開始向服務性消費的轉變，其中旅游消費將成為城鄉居民重要的消費內容。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的生產和供給一直是以居住消費為核心的，移動消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移動消費的生產與供給短缺使旅游供給與需求處于一個不平衡的狀態。“旅游+”的提出就是要求全社會與旅游相關的各個行業重視旅游消費問題，通過與旅游的融合來增加社會旅游供給總量，充分滿足旅游消費的需要。
從旅游消費的特征來看，旅游消費是一種移動式消費，消費的實現需要一系列行業與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作為保障，“旅游+”的提出就是通過相關產業與旅游消費的融合，來實現旅游供給的增長。
因此，“旅游+”的問題不是一場社會革命，因為它不具有社會革命的要素，推動生產與社會革命的是科學技術，旅游不是技術，更不是生產力，僅僅是一種消費現象；“旅游+”也不是產業融合，它不是旅游產業與其它產業的融合，因為旅游產業是一個配置性產業，是一個以旅游消費為核心形成的相關產業的配置，凡是為旅游消費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產業，我們都可以稱之為旅游產業，如同外貿產業一樣，凡是與出口有關的產業都可以稱之為外貿產業。旅游產業邊界的不確定性以及產業功能、企業商業模式的多樣性，并不具有產業融合的基本特征。
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作用：不在于對GDP的貢獻比例，更在于其乘數效應
旅游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它的成長與發展是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決定了我國旅游的基本走向。認識這種階段的性質和特點，對于我們把握旅游發展的方向至關重要。
可以說，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性表現出兩個重要特征：
一是我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過渡的階段。就世界旅游發展規律來說，旅游消費是在工業社會發育和成長，在后工業社會不斷成熟和發展，當社會處在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過渡階段，旅游消費也必然會出現幾何式增長現象。
近幾年，我國的旅游消費不論是國內旅游還是出境旅游消費增長都充分印證了這一規律。據統計，我國的國內旅游從1984年約2億人次到2014年的36億人次，增長了17倍。國民人均出游從1984年的0.2次到2014年的2.6次,增長了12倍。2014年我國內地公民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億人次，達1.09億人次，是1998年的12.94倍。
中國的旅游消費能力快速增長，我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國內旅游市場和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場。旅游消費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現階段發展一個重要的力量。
二是我國社會經濟進入新常態。相對于制造業的低速發展，我國旅游還處在一個高速發展階段。2014年，我國的出境旅游增長了20%，國內旅游增長了10%，未來10年我國的旅游還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可以說，中國經濟的新常態與旅游發展的常態所形成的態勢差，必然會促使資源、資本和技術從制造業向旅游領域轉移，形成以資本為代表的資源轉移，在這種情況下，旅游成為吸引社會資本投資的重要領域。
2014年我國旅游領域吸引直接投資達到6500億元，未來三年我國旅游直接投資可以達到3萬億元，我國旅游將成為社會經濟投資拉動的一個重要領域。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形成兩個結論：社會形態的轉型促進了旅游消費的增長，經濟新常態促使了旅游投資的擴張。而消費與投資不足又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于是旅游便成為國家和社會所關注的現象，這不僅表現為媒體說旅游多了、大眾說旅游多了、相關部門說旅游多了，更表現為國務院近期為發展旅游而密集出臺相關文件和意見，其力度和頻率是以往沒有的。
如同一個孩子長期不受待見，突然受到家長的關注，就不知道該怎么辦了，可能會自我膨脹。在我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時，旅游沒有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在經濟新常態下的今天突然受到重視，我們就坐不住了，好像旅游發展可以解決我國社會經濟的一切問題：旅游可以解決城鎮化問題，旅游可以解決城鄉差別問題，旅游可以解決地區不平衡問題，旅游可以解決三農問題，旅游可以解決外交問題，旅游可以解決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旅游可以解決社會進步問題等等，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深層問題仿佛都可以通過旅游來解決，大有“旅游+國民經濟”的味道。
當然，我不否認旅游在以上幾方面所起的作用，問題是這些作用到底有多大，我們必須要進行基本的分析和研究，否則就會出現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世界范圍的產業轉移。
在經濟發達國家將非核心技術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過程中，我國提出要將中國建成世界工廠，由此導致當前出現的種種問題。在旅游需求快速增長的形勢下，社會對旅游業高度關注，我們從事旅游研究和旅游工作的人是不是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好好思考一下呢？
最近，四川搞了一份研究報告，得出了四川省旅游業對全省GDP貢獻超過15%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值得懷疑的。我并不清楚研究者確定的統計指標、統計范圍以及統計方法，但是，根據經驗分析，要得出超過15%的結論，可能會是在兩個前設下形成的，一是將旅游產業的邊界擴大至旅游消費邊界；二是將旅游收入作為旅游增加值，基于這兩個前設得出的結論，在理論上和統計實踐上都是立不住的。
我想研究者得出這個結論其目的不在于統計研究，而在于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作用的重新認識。筆者認為，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作用不在于對GDP的貢獻的比例，更在于旅游的乘數效應。2014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30.7萬億元,2014年我國旅游總收入為3.2萬億元,據統計經驗0.33折算增加值為1萬多億，僅占我國服務業增加值4%。
因此，在當前，旅游還沒有成為我國消費和投資的主體，旅游還沒有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我國的旅游發展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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